📖 智慧商务 · Smart Business

丝绸之路上的翻译与国际贸易：从粟特商队到敦煌文书Transl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on the Silk Road: From Sogdian Caravans to Dunhuang Manuscripts

👤 王琼 📅 2026-05-28 ⏱ 10 min

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翻译史敦煌学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Trade Translation History

一、贸易需要翻译：一个被忽视的因果关系

在翻译史研究中，我们常常聚焦于佛经翻译和文学翻译，却忽视了国际贸易在翻译实践中的根本性推动作用。事实上，翻译最早、最广泛的用途之一就是贸易。

丝绸之路——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网络——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翻译场域。沿着这条沙漠和绿洲之路，商人、僧侣、使节和士兵携带的不只是货物，还有语言。粟特语、汉语、梵语、波斯语、突厥语、回鹘语、藏语——丝绸之路上的语言多样性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的想象。

粟特人（Sogdians）来自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一带，以其卓越的商业才能闻名。他们是丝绸之路上的「中间人」——不仅在商品交换中，也在语言翻译中扮演着核心角色。

粟特商队携带的不仅是丝绸和香料，还有双语契约。敦煌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Sogdian Ancient Letters，约4世纪初）是现存最早的粟特语商业文书。这些信札记录了粟特商人从敦煌向撒马尔罕汇报国际行情的往来通信——它们是国际商业翻译最早的实物证据之一。

更值得注意的是，粟特人将印度和波斯的经典文献翻译成汉语的途径：粟特语往往是第一道中转站。佛经从梵语 → 粟特语 → 汉语的翻译链，折射出贸易路线对知识传播的塑造力。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数万卷文书中，有大量与国际贸易相关的翻译材料：

这些材料表明：国际贸易翻译在功能上与宗教翻译截然不同。佛经翻译追求的是概念的精微和教义的准确，而贸易翻译追求的是信息的精确和契约的法律效力。两种翻译实践有着完全不同的标准和目标。

中国的朝贡体系是一种特殊的国际贸易形式。外国使节带来的「贡品」，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国际贸易行为——朝贡方获得远超贡品价值的「回赐」。

在这一体系中，「译官」（翻译官）的地位极其特殊：

《大唐六典》详细记载了不同语言的译官编制：「译语人」分掌汉语与突厥、吐蕃、回鹘、南诏等语言的互译。这种制度化的翻译分工，反映了唐代国际贸易与外交的高度成熟。

与陆上丝绸之路不同，海上贸易涉及的港口城市——广州、泉州、宁波——需要不同的翻译体系。

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Sulayman al-Tajir）在851年的游记中记载了广州的「蕃坊」制度：外国商人居住的社区有自己选出的「蕃长」，蕃长是贸易翻译的第一环节——他向中国官府翻译外国商人的诉求，也向外国商人翻译中国的市场规则。

到宋元时期，泉州的蒲氏家族（阿拉伯裔）垄断了市舶司的翻译事务。这个家族的一位成员——蒲寿庚——在宋末元初掌管泉州市舶司三十年，他本人就是一位「活翻译」：他不需要经过中介，直接在阿拉伯商人与中国官员之间进行语言和文化的中介。

国际贸易对翻译质量的要求有时比宗教翻译更为苛刻。一次错误翻译可能导致：

敦煌出土的一件9世纪汉-回鹘双语买卖契约中，双方条款精确到「若绢有破孔，则每尺减价五文」这样的细节。翻译的每一个字都关系到商业利益的分配。

这与今天国际贸易法的逻辑如出一辙——「合同翻译」是所有国际商务中最敏感、最需要精确的翻译类型。丝绸之路上的商人早就明白了这一点。

国际贸易翻译是一个长期被翻译理论界忽视的领域。它挑战了以文本为中心的翻译理论：贸易翻译不是关于「忠实」或「创造」，而是关于实效——买卖成功了，翻译就是好的。

重新审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翻译实践，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更完整的翻译史观：翻译不仅是文化精英的事业，也是市井商人的日常。翻译不仅连接了佛陀和庙堂，也连接了集市和港口。